首先，国家荣誉制度的整合过程受到宪法整合的制约：一方面，国家荣誉制度的整合实践受到宪法规范性的制约。
如《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做好规章集中公开并动态更新工作的通知》（国办公开办函〔2021〕33号）就明确要求，现行有效的规章要通过政府网站的政府信息公开专栏集中公开，但未提及政府公报。应将政府公报建设与规章、规范性文件管理机制有机结合在一起，并明确非经政府公报公布的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进入专题： 政府公报 政府信息公开 政务公开 电子政务 。[21]在信息传播多元化的当今时代，公众既可以便捷地从政府网站、新闻媒体、自媒体等获取政府信息，又必须面对无法获取准确可靠信息的风险，甚至可能因虚假不实信息无所适从。（三）新中国的公报制度 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也注重使用类似公报的形式宣传革命主张，公布边区通令等事项。规章、规范性文件等重要的政府信息从审议通过到发布于政府公报、送到公报查阅点乃至群众手中，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更长时间。但新闻学家戈公振先生则认为：世之尊报纸者，常以之比附《春秋》，盖根据王安石‘断烂朝报之一语也。
在信息获取渠道多元化的时代，维持官方文件发布的权威性更加必不可少。（一）信息化推进 近年来，政府公报的信息化推进逐步受到重视。这一价值序列以人民主权正当性叙事为前提，蕴涵于宪法的象征性意涵条款和宣示性条款之中。
有学者试图从制度的构成角度厘清其与行政奖励制度的关联，阐明其制度内涵与价值功能，并提出完善建议，参见林剑：《论人的荣誉感的道德价值》，载《江汉论坛》2005年第12期。【内容提要】 中国的国家荣誉制度并非技术性的奖惩制度，而是在个体-共同体辩证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宪法整合机制。24德国基本法的价值意涵主要以基本权利为中心展开。随着政治哲学的发展，荣誉观开始与国家利益、政治理想的实现建立起关联。
另一方面可检验价值前提的正当性，要因应实质内容的变化，避免陷于价值僵化的境地。28 其次，从人员整合来看，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一般而言，各国倾向于将人员整合隐藏于在宪法架构下承担技术功能的官僚体系之中。
16首先，人员整合（persönliche Integration）指通过国家领导、代表或有整合力量的人进行整合的过程。但此条款是否具有实质意涵？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两种立场：一是形式说，即认为这一价值条款仅具形式性。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3。53［德］鲁道夫·斯门德：《宪法与实在宪法》，第49页。
钱宁峰：《论国家荣誉制度的宪法基础》，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5期。另一方面，此种象征意涵意在激发民众对祖国的情感体验，并将其关联到个人效命于国家的可能性，而理性自主的理念决定了其适用范围的有限性因此，此类裁判思路其实并未关注相邻权人的权益保护，法院的审查结构与相对人对规划许可提起诉讼的合法性审查结构没有任何差别。参考德国法判例，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有关建筑类型的规定，已使受规划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因建筑物的物理毗邻而结成土地法上的法律命运共同体，相互之间存有交互的交换关系，邻人也因此可因建筑类型规定而获得普遍的区域维护请求权。
[57]（4）观景权或城市景观权等权益。这一认识存在的问题是，其混淆了规划和许可的阶段区分和属性差异。
[8]典型案例，参见念泗三村28幢楼居民35人诉扬州市规划局行政许可行为侵权案。（二）如何权衡符合规划与邻人权益保护 在规划许可诉讼中，学理和裁判常聚焦的另一问题在于，如何在实体裁判中处理许可符合规划与邻人权益保护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67]参见王贵松：《风险规制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163页。上述思考本质上认为私法相邻权可直接转换为邻人针对行政机关的公法请求权，其混淆了私权与公权的差异，也忽视了私法相邻权规定与建筑规划法律法规等公法规范的目的区别。[2]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建筑规划确认该区域属于纯粹的住宅区。[23]在分配关系下，相对人和第三人都应获得行政机关同等的考虑和尊重，第三人权益保障已不再是行政机关向相对人作出行为时的反射效果，其在公法上的独立法地位也获得普遍承认。[60]据此，限值规定结合物理毗邻要素，同样动态地划定了标准所保护的人群范围。
这一观念很好地说明了在三边关系下水平关系与垂直关系的关联。[10]参见前引[7]，陈越峰文，第48页以下。
邻人交互的交换关系产生的前提在于，其不动产处于同一个区域内，此区域内建筑物类型又已在建筑规划中被统一确定，如住宅区、混合区域或是营业区域。Vgl. Matthias Schmidt-Preu ß, Kollidierende Privatinteressen im Verwaltungsrecht. Das Subjektive Öffentliche Recht im Multipolaren Verwaltungsrechtsverhältnis, Duncker Humblot,2. Aufl.,2005, S.9 ff. [25]参见王世杰：《行政法上第三人保护的权利基础》，《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2期，第98页。
[47]前者指该条款原则性地、抽象地保护所有为此条款所覆盖的第三人。但是，这种只关注系争行为是否合法的客观审查模式，在现代行政诉讼中已暴露缺陷。
因为司法倾向于将邻人权利的有无仅放在技术性标准之下进行简单裁断，在技术性标准过低而无法为邻人提供充分保障时，学者往往会将问题回溯至标准的制定过程，并尝试通过提升技术性标准的实质品质，以及确保利害相关人对于标准制定程序的普遍参与来解决保护不足的问题。[7]又因为法院在作出合规即不侵权的裁判时，主要依据建筑管理上有关日照、通风、采光等技术标准，上述思路更被很多法院直接简化为遵守技术标准或技术规范即合法。[34]Vgl. Henning Jäde, Das bauplanungsrechtliche Rücksichtnahmegebot, JuS 1999(10), S.962. [35]BVerwGE 94,151. [36]此案涉及的建筑领域属于有规划的内部领域。[68]参见前引[45]，Decker文，第249页。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许可第三人建造的住宅楼虽然缩短了原告住宅的日照时间，但符合《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的最低日照标准限制，因而不构成对日照权的侵犯。从后一争议中衍生出的问题还包括，完善建筑规划是否就能彻底化解邻人保护的难题。
3.建筑法规范和建筑规划中的其他邻人保护规范 除技术性标准外，从建筑规划法律法规及相关法规范的很多内容中，也都可析出邻人保护意旨。原告认为，该建筑许可违反了德国联邦建筑法典第33条规定的规划内部领域的许可要件。
（2）噪声、恶臭、固体废物、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光电辐射等不可量物侵害所影响的环境利益。[29]该案的起因是，行政机关向农场主颁发了允许其建造和运营一座养猪场的许可。
参见前引[40]，Ramsauer文，第398页。这就使现有的讨论或者转向建筑规划本身的程序设计，或者聚焦于邻人诉请保护的权益类型是否属于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参见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盐环行终字第0002号行政判决书。[40] （二）邻人公法保护的体系构造 尽管德国联邦建筑法典最初并不包含广泛的、法典化的建筑邻人法，[41]但经由诸多经典案例的发展，邻人公法保护的体系构造渐次形成。
既然承认包括建筑法规范在内的公法规范同样会产生邻人保护效果，同样会导出邻人的主观公权利，这种权利就与私法相邻权一样，首先是实体性权利，而非内容空洞无实践操作性的程序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第1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不论侵权人有无过错，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邻人利益的范畴会有变化和扩张，这也使邻人公权利与私法相邻权一样是开放性的概念，而不会拘泥于法律的明确列举。摘要: 关于规划许可诉讼的既有学理讨论，已意识到邻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基础并非私法相邻权，也觉察到实体审查中合规即不侵权的裁判思路与邻人保护的意旨相矛盾，却一直未形成公法上邻人保护的学理体系，无法为司法审查提供有效说理。
证成相邻权人具备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关键，就在于说明其在私法相邻权之外同样存在公法请求权。一、规划许可诉讼的既有探讨和核心问题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00年《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将相邻权人列为利害关系人，允许其对建筑许可等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